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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4 12:30·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
晨起在河边公园锻炼，面对的都是从各种不同岗位退休的老头老太。小区为城边新建，因此小区及其附近其他小区内，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周边各县移居到市区或者跟着儿女来养老的。似乎从小就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教导的影响，这一代人不管是文化高的还是低的，不管是从党政机关退休的还是从破产企业退下的，不管是当过领导干部的还是普通工人职员或者农民，对政治、政策、时事等特别感兴趣，议论也最多。由于没有体制内的约束，说话也就少了许多顾忌。在当前社会严重不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基层严重存在的情况下，这群人议论最多的，自然是对种种不正常现象的猜疑以及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办事难及其普遍的吃拿卡要、官员腐败、社会丑恶等等。
不知从何时起，他们的议题集中到退休养老金的不公平上来，几乎每天都有人提起。由于来自于不同地方不同层次，因此各种情况也就越积越多，人们的抱怨情绪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作为从公务员岗位退下来的一名正县级干部，虽然自己也从以前的同僚及其下属与自己退休金的比较中感受到这种不公，但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相对受益者，也是大伙羡慕的对象。因此，不便多说什么，只能静静地听着各种不同的反映和理由。
原本以为这种抱怨只是存在于中下层特别是从县级破产企业退下来的一般人员，毕竟几百元上千元甚至几千元的差距，对他们生活品质的影响很大。未想到，这种抱怨，在不存在生活忧虑的老干部中也同样存在。前不久，得知两位退休的老领导从外地回到家乡，便联系过去的有关同事，与老领导们一起聚聚。在座的既有两位老领导，也有刚退休的几位同事。话题是由一位老领导谈到他回乡后看望自己初参加工作时的一位老书记引起的。
老领导所述的这位老书记，在1970年前就是公社（乡镇）革委会主任、书记，后又一直在县直单位正科级岗位上工作，1999年底退休时，所在单位的性质由行政局变为企业性质。看到这位老书记家中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陈设，二人的话题自然逐渐由生活关怀转到退休后的退休金待遇上来。谁知这位老书记一提起就来气：“我当了三十多年正科级干部，退休金才每月4000多元。而我当公社书记时的通讯员，最后也是从正科级岗位上退休下来，退休时给了个副调研员待遇，退休金比我的能多近一倍。现在人越来越老，毛病越来越多，医药费又不能全部报销，就这点钱，连吃药补贴都不够，不要说生活了。不怕你笑话，我现在连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要不是孩子们接济，饭都吃不开。不知道国家老干部政策的阳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们这些垂暮之年的人身上……”看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激动得几乎垂泪，这位老领导心中感到特别沉重。听到老领导的叙述，大家的心情也随之而沉重起来，于是话题便集中到当前的工资制度和退休金制度的不合理上来。
我的这位老领导属于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由于德才兼备，一路升迁为市人大副主任，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干部，十几年前到龄退休。还有一位也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干部，退休稍迟。虽然两位退休后退休金也一直在增加，但总收入却为在座的另外两位去年刚退休（实职为正县级岗位，临退休前按照新政策享受了副巡视员待遇）的下属的三分之二，相差了四千多元。在座的还有一位是从省城某研究机构退休的三级研究员，按照最初工资改革时政策，工资待遇应该比照行政单位的正厅级，也是去年退休，但退休金也却与省直单位正厅级公务员相差五分之二，差距达近七千元。
当大家问到笔者的情况时，自己感觉到实在有点不好意思说，只谈了一下有关情况：自己17岁插队，工龄在同级别干部中居于前列，担任县级干部二十年、其中正县级十多年，资历相对较老，在职时工资居同级干部中的最高之列，但现在退休金却比自己迟退休四年多的一位下属科长（退休前享受了副调研员待遇）少了近千元；而另一位科长去年退休，竟高出自己两千多元；与自己级别相同，工龄和任职年限差不多的新退休干部，比自己的退休金高出三分之一还多，差距近五千元......
通过比较，在座的除去年刚退休的两位副巡视员外，其余人心中都感到极不平衡。而最不平衡的是一位从破产企业退休现在仍然打工当司机的老职工，仅为两位副巡视员的五分之一多点，每月的退休金刚超三千元。
很显然，现阶段的工资政策及其退休金政策，既不凭能力，也不凭贡献，更不凭资历，只是凭命运，凭退休时间早晚。即使刚退休还满意的人，几年后对比后退休的人也会产生新的不满。
造成目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2014年以后在职公务员工资的急速增加——每两年一次的调资，每次的调资幅度又很大，再加之新的政策又放宽了“非领导职务”（调研员、巡视员等）的条件，增加了“非领导职务”的职数。因此，2014年以后，退休越迟，享受上一级职务待遇的机会越多；调资次数频繁，工资基数越高，退休金也就自然越高。但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的研究爱好者，笔者认为这只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和静止的。涉及到亿万家庭的工资制度，不仅是一定历史基础上的延续，更与当时社会的各种保障体系和其他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我国工资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当时的有关情况。
建国后，我国从1956年起，正式取消战时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工厂实行的是工人八级工资制，机关工作人员为10等24级。据网查得知，一般工厂的“八级工”月工资高达126元（折合到今天为10000元以上），一个八级工的工资，比行政15级干部（124元/月，县处级以上级别）的工资还稍高；工程师职称则从102元起步，到207元；一般工人最低工资（五类地区一级工）为35.5元，比行政最低级别的23元高出54.3%。
从绝对值上来看，在一个县域内，虽然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差距不小（县委书记县长很少能有达到15级的），但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到心理失衡。其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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